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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贤大夫柳下惠与孔孟思想
发布时间:2023/2/10    
 

我们在研究儒学史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前孔子时代的重要人物,忽略了儒家思想乃是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的。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我们不仅要重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对于贤人大夫等也应予以更大的关注。比如柳下惠,这位春秋时代的贤人就受到了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家的很大肯定,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柳下惠,春秋时期鲁国著名的贤人。鲁大夫展无骇之后。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死后谥“惠”,因食采于柳下(一说居于柳下),故称柳下惠。曾为鲁国管理刑狱的士师,为人道德高尚,正直诚信,直道而行,多次被黜。其生活年代约早于孔子百余年。正是由于其值得称道的道德,使百余年后的孔子和二百年后的孟子对其交口称赞,将其尊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本文试从孔孟对柳下惠的论说评价入手,讨论儒学广阔的思想渊源。一、鲁文化孕育的春秋贤大夫柳下惠今人可能除了一个不太靠谱但广为人知的“八卦”——“坐怀不乱”之外,对于柳下惠所知实在寥寥。但是清代学者刘逢禄却评论说:“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论语何述》)在《国语》和《左传》等史籍留下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柳下惠的主要形象。其主要事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柳下惠使乙喜以膏沐犒师(见《国语·鲁语上》、《左传》僖公二十六年);2.柳下惠论臧文仲祭祀爰居非政之宜(同上);3.批评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同上);4.谏鲁君赂齐之岑鼎不可为赝(见《新序》、《吕氏春秋·审己》)。通过这些事迹,我们认为,柳下惠乃是一位谨守周礼、仁智双全的贤士,对儒家道德、伦理等方面有着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周代礼乐文明的守护人,原始儒家思想的先驱者”。

柳下惠生当孔子之前百余年,虽然二人生活的时代环境有所不同,但在大的地域文化背景上,则有着深厚的关联。鲁文化除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之外,它还有一个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备的地位。鲁文化乃是周代文明在东方的代表,或者说鲁文化体现的即是典型的周代文明。鲁国作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因为与周公的特殊关系,可以享受“天子之礼乐”,这是其他诸侯国都无法企及的。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在鲁国观看了《易象》与《鲁春秋》之后,更是赞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正是这种典型的周代礼乐文明的熏染,在鲁国才涌现出了许多深谙周礼的贤人。柳下惠便是鲁文化所孕育的一位贤大夫。春秋时代,礼坏乐崩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周代的礼乐文明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十分有利于思想的发展,并且礼坏乐崩的混乱局势也刺激人们进行反思,或保守传统,或突破传统,各种思想观念纷纷亮相,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激荡之中,孕育了老子和孔子。虽然较之之后的战国时代显得有些不够热闹,但纵观整个春秋时代思想界,不仅在末期涌现了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老子和孔子这两大文化巨人,而且还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各色思想特点的贤人、大夫,比如我们的哲学史过去经常提到的管仲、史墨、子产、晏婴、史伯和、范蠡等。这些都为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学说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在这些前孔子时代的思想家中,柳下惠也是一个不应忽视而久被忽视的一位。二、柳下惠对孔子的影响孔子能够创立儒家思想学说,与他的文化观密切相关。孔子的文化观,我们可以概括为两点:一为文化的“因革损益”说,一为“述而不作”论。正是孔子认为文化是“因革损益”的关系,所以他自己对待文化采取了一种“述而不作”的态度。所谓“述而不作”,就是对文化遗产更加注重继承传述,而非一味追求创新。其实,孔子正是借助于“述”而实现了自己的“作”,“寓述于作”。孔子从幼年时代起,就对文化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立志建立自己的学术,弘扬先王之道。于是,孔子一生勤奋好学,转益多师,博览群书,不仅向当代的著名学者、思想家、艺术家们学习各种知识、思想,而且非常注意从前人那里汲取思想的养料。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管仲、子产等贤人的推崇,从他们那里受到诸多启示,将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优秀思想吸纳进自己的思想学说之中。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点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从中可以知道,孔子与柳下惠有着怎样的思想关联。
在《论语·微子》篇记载了一件关于柳下惠的“三黜”的事迹。“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关于柳下惠三黜之事,亦见于《荀子》《战国策·燕策》《新序·杂事篇》《列女传》诸书,惟详略不同而已。《论语》此处文字,似乎与孔子无关,仅属一条叙述材料。其实,朱子《集注》引胡氏即曰:“此必有孔子断之之言而亡之矣。”而《孟子疏》引此章,便首冠“孔子云”三字,不知是否有所据。除了柳下惠自谓“直道事人”,其“直道”精神,还体现在他对时政的批评和抨击上。他不顾自己人微言轻,出于对周礼的维护,出于对道义的坚守,他对臧文仲祀海鸟爰居表示了极大不满,并予以批评,由于其论有理有节,终使臧文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对夏父弗忌乱昭穆之事的批评,同样体现了柳下惠的直道精神,敢于触犯权贵,敢于维护周礼和道义。正是这样的原因,可能才导致了“三黜”的结果,但其所体现的精神,却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儒家。柳下惠之“直道”精神,其实是符合孔子儒家精神的。不管是孔子还是孔门弟子后学对此事的称引,似乎毫无贬斥之意。而从此事本身来看,其中体现的不仅是柳下惠的“不去父母之邦”的爱国精神,也是其坚守道义,直道而行的人格品质。然而在本篇,还记有孔子对先贤行事为人的评价: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如果将此评价与上面的记载联系起来,似乎孔子是不同意柳下惠之行的,不符合孔子所谓的“无可无不可”的原则。然而,深究起来,我们认为,此处的问题应当分开来看。其一,孔子与柳下惠等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不同,或者说孔子对其人并不十分赞同,不完全符合孔子的“中庸之道”;其二,孔子与柳下惠的思想,从根本上又是相通的,不仅在爱国的精神上,而且从对道的坚守上,都可以发现二人的共同处。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离开鲁国时,“迟迟吾行”,表现的就是对父母之邦的无限深情和依依不舍。而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的中庸之道,并非与“直道而行”,“言中伦,行中虑”是完全对立的,中庸之道中包含着直道。而孔子本身的行事,也是如此。当自己的道在鲁国无法推行下去的时候,他毅然离开鲁国;在周游途中,凡所遇不合其道时,孔子往往选择离开。在这一留一去的表象背后,体现的恰恰是柳下惠与孔子同样的对道的坚守和信念,是一种高贵的人格气质。孔子对“直”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孔子将“直”和其他诸如“恭”“敬”“慎”“勇”等一起纳入到人生修养的德目之中。如《泰伯》载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阳货》载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等等。孔子所谓的“益者三友”其中就有“友直”一项。因此孔子对先贤的“直”有所称述,如称“直哉史鱼”。对弟子们提出了“质直而好义”的要求。而且,孔子对“直”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不同意微生高“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的做法,他认为那并非“直”;他也不同意叶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直躬”,而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认为在这形似悖论的父子互隐中,“直”已经存在了。而对于有人提出的“以德报怨”的说法,孔子也予以修正,认为应当“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有这些足以表明孔子对“直道”的肯定。而柳下惠的“直道”无疑对孔子有着较大的影响,以至对此时常提及,于是弟子后学们才将之记录下来,编进了《论语》之中。

孔子对柳下惠是许以“贤”者的。《卫灵公》篇记载,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家语·颜回》篇,在该篇中孔子同样是以“下展禽”为臧文仲“三不仁”之一。在《家语·弟子行》还记载了孔子向子贡论先贤之行的一段文字,其中提道:“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去怨,轻财不匮,盖柳下惠之行也。”在这短短的十几个字的评语中,孔子将孝、恭、慈、仁、轻利重义的多种道德品质赋予了柳下惠,可见在孔子心目中,柳下惠可以称得上儒家人格的一种楷模了。柳下惠之“惠”乃是其妻所拟的谥。根据柳下惠妻的看法,对其一生行事予以了评价,认为谥为“惠”是比较适宜的。而“惠”本身在后来也成为了儒家的重要德目。比如,孔子对郑国执政子产十分推崇,认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一即是“其养民也惠”。在《论语·尧曰》中,孔子还说“君子惠而不费”,而所谓“惠而不费”,就是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柳下惠作为孔子之前的先贤,其德行、思想对于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实,柳下惠的“惠”包含着多重含义。一方面,他虽有大德无高位,但仍坚守自己的道德,直道而行,当祖国有危难之时,能够挺身而出,献计献策,表现了高尚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他从道义出发,秉持周礼,诚实守信,维护了周代礼乐文明,从更高的精神层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因此,柳下惠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儒家对于“惠”的诠释的,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孔子称赞的“贤人”。从孔子与柳下惠的思想观念来看,二人在精神气质和文化观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比如,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二人都表现出了不满,对于礼乐传统他们更多地是持保守的态度。这在一个以打破传统为潮流的时代,对传统的恪守和尊重,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也许正是在气质上的惺惺相惜,心心相印,孔子才对柳下惠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并将其思想观念吸纳进儒家思想体系之中。三、柳下惠对孟子的影响后于孔子百年的孟子,是战国时期一位儒学大师,在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孟子心目中的柳下惠又是一个何等样的人呢?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也多次提到柳下惠,并予以了高度评价,当然其间也透露出孟子的极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公孙丑上》记载了一段孟子对伯夷、柳下惠的评价,其中他如此评价柳下惠: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在孟子看来,伯夷、柳下惠虽然各有常人无法企及的道德品质,然而却皆非“中道”,各有所偏,“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正如朱子所论:“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极之地,然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故不可由也。”如果单从此处去看,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甚至带着批评的口吻。但如果从《孟子》全书的评价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其实,即使从本段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孟子心目中的柳下惠也在很多方面有着超常的道德操守。如“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其他书中的叙述是吻合的。证明当时人们对柳下惠的行为、道德是有共识的,只是由于立场和思想高度不同,而评价稍异而已。

柳下惠的德行,到底是否像孟子所说的“君子不由”的“不恭”呢?在《告子上》,孟子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样子:“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在这里,孟子将同样的行为许之以“仁”,而有所称道。看来,孟子也遵循了孔子“无可无不可”的“中庸之道”,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论说。在《万章下》,孟子再一次提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但接下来却这样评价道:“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与《公孙丑上》所论稍有不同。在此处,孟子已经将柳下惠与伯夷同孔子并称为“圣人”了。当然,孟子还是将最高的荣耀光环戴在了孔子的头上。在孟子心中,柳下惠虽然身怀高德,不受重视,位与德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但他毫不在乎,依然固守道义,其影响如同春天之“惠风和畅”,足以教化民众。这样的人当然可以称之为“百世之师”的“圣人”了。“和”,是孔子儒家所力行倡导的道德、思想的至高境界。柳下惠,在孟子这里成了儒家的“和圣”,是“和”的思想境界之典范,而这种“和”的背后,却也有另一种“狷介”的精神,体现的恰恰是儒家那种“和而不流”的要求。在《尽心上》,孟子赞许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朱熹说“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是得其精义的。孟子以其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为儒家寻找、树立了诸多理想人格的典范,是儒家“希圣希贤”理念的集中体现。而孟子所树立的柳下惠的形象,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进入了“圣人”的境界。这与孔子不轻易许人以“圣”,亦不只许为“圣”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不仅体现了时代的不同对儒家思想发展的影响,也展现了孔、孟不同的性格特点。柳下惠经过孔、孟的不断推崇,业已进入儒家圣贤的行列,其行事及其思想,成为了儒家重要的人格典范和思想资源。通过分析孔孟与柳下惠的关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理解儒学之形成,源远流长。儒学就像一条大河,融汇百川,而柳下惠之属,便是那百川众流。正是这种广阔的学术思想背景,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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