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周逸群带着左翼宣传队队员进入贺龙的部队，仅用1年的时间，就把这支被人瞧不起的“民军”改造成北伐的铁军和钢军，成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争抢的香饽饽，成了南昌起义必不可少的的主力部队。这一切，要归功于周逸群卓越的政治工作才能。然而周逸群的政治工作离不开党建工作，可以说他开展的政治工作与党建工作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很难割裂开来分析。他在部队中的党建工作是做得最早也是做得最好的，周恩来曾经在南昌起义后一次前委会上动员全军学习周逸群，他说：“军队的党组织工作要学周逸群，他的第三师，可称是党务工作的典范。”

一、在蒋介石限共的时候，周逸群却发展了大量党员

早在孙中山出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时候，蒋介石就表示反对，因此多次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一去世，蒋介石马上就炮制“中山舰事件”，找共产党的茬，打压共产党，还把他亲自领导的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全部清除。当时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不是很高，威信还不够大，所以他的清共行为没有得到推广。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身为北伐总司令的蒋介石权欲开始膨胀，开始独断专行，他说：“对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部队，发放军饷枪械要格外慎重。”此言一出，许多部队的军官都心知肚明，便和来自共产党的党代表保持一定的距离，生怕上面借故卡自己部队军饷枪械，而这些党代表也只好谨言慎行，怕给部队和将官带来麻烦。

只有周逸群，在黄埔军校不买蒋介石的账，北伐征程中还是不买蒋介石的账，你老蒋要限共我就偏要发展共产党员；你老蒋要打压共产党，我就偏要染红国民革命军。

为了帮助贺龙改造部队，他一方面深入广泛地做中下层将士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明白，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为让普天下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二是完善军纪，重点是强调官兵平等，不得随意打骂士兵；三是创办政治讲习所，培养大批有政治觉悟又懂军事的军政干部，提高对部队的领导水平。当然，要保障这三项措施顺利地进行，光依靠贺龙部队里的旧军官是不行的，必须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党员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又能严守纪律，工作起来积极肯干，不计个人得失。因此，周逸群在与广大中下层将士接触中，发展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入党。铜仁三寨芭蕉冲的号称豹子营长罗歪嘴就是周逸群最先发展的一个。其实最先要求入党的倒不是罗歪嘴他们，而是一师之长贺龙。周逸群一来到贺龙的部队，便与贺龙一见如故，两人食则同桌，寝则同榻，一有时间周逸群就向贺龙讲俄国十月革命，讲马列主义，3天过后，贺龙就要求入党。由于国共合作期间有规定，共产党不能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入党，所以直到南昌起义后，国共彻底撕破脸，贺龙才得以入党。

二、周逸群在贺部发展党组织，遇到右派军官的阻力

周逸群顶着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的压力在贺龙的部队中大量发展党员，北伐总司令部扣发了贺部的军饷，经常几个月不发军饷，有时发也是发半饷，不发枪械。贺部1.2余人，有4000人没有武器。面对这些问题，周逸群发挥党的政治工作优势和党组织的作用，逐一化解。一是解决粮饷问题，周逸群带着宣传队到群众中筹粮筹饷。如打到澧县时，一周就筹了3000担粮食；在松滋筹得很多衣物棉被，解决了将士过冬的问题。武器不足，靠从敌人那里缴获。二是增加兵源问题，打公安（今湖北公安县）时，部队伤亡减员严重，也是周逸群带着宣传队宣传动员，1个月不到，新征了3000新兵。因此，贺龙感慨说：“共产党不仅帮我解决粮饷，连补充兵源都给我解决了……以前军阀征兵是用索子，国民党征兵是靠票子，我贺龙征兵靠乡情，只有共产党，靠政治动员，一个月不到，就给我征了三千多人。”

周逸群在贺龙的部队建立的党组织，在当时来说是最完善的。通过党员聚集进步的青年将士，秘密发展党员，在党员比较多的营、连设立党支部。党员带头积极工作，进而带动进步的青年将士努力学习，提高觉悟，成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骨干力量。部队气象焕然一新。许多年后，时任贺龙部的训练处处长刘达五回忆说：“他们就像一滴红水落进水缸里，正在逐渐扩散，改变着部队的颜色。”

然而，这一切引发了贺部右派军官们如参谋长陈图南、陈淑元，团长刘燮、柏文忠，营长陈黑、陈策勋等的不满，他们一方面与周逸群等对着干，一方面劝贺龙在部队清党，赶走周逸群。见贺龙不听他们的意见，就在武汉谌家矶发动兵变，企图杀害贺龙，继而杀掉周逸群，由陈图南取代贺龙的位置。在周逸群和一团党员的配合下平息了这场动乱。周逸群又通过由共产党主持的武汉公安局把陈图南、陈淑元、刘燮、柏文忠等主使者逮捕枪毙。

部队的右派分子见贺龙与共产党越走越近，纷纷拖枪拉队伍离开。

贺龙因靠拢共产党，使部队遇到了如此多的麻烦，但他从未动摇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在国民党的部队普遍清党的时候，贺龙对周逸群说：“我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三、周逸群依靠党组织，把贺龙推上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位置

贺龙的民军原是一支装备极差的队伍，常受正规部队的歧视，尤其曾是贺龙结拜兄弟的何健，在北伐中就瞧不起贺龙的部队，常找贺龙部队的茬，意图吞并或消灭贺龙的部队。但在周逸群及其发展的共产党员的努力改造下，大部分将士由原来的“当兵为混碗饭吃，升将为光宗耀祖”的简单想法提升到“为天下穷苦人求解放”的远大革命理想，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这支“杂牌军”成了北伐的铁军、钢军，成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争抢的香饽饽。贺龙由“政治上我听共产党的、军事上我听国民党的”，进一步转变到“政治上和军事上我都听共产党的”。贺龙的二十军成了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周逸群依靠党组织，推动贺龙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有贺龙二十军的加入，起义军士气大振，起义的胜算大大提高。连国民党的报纸都说：“南昌暴动，以贺龙叶挺为主力，周逸群系贺之灵魂，无周即无贺，无贺即无南昌起义也。”由此可见，周逸群动员贺龙率二十军参加起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周逸群是党建工作的楷模，周恩来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南昌起义后，敌人四面合围，起义军被迫撤出南昌城，南下广东去开辟根据地。在南下途中，天气炎热，路途漫长，山路崎岖，运输不便，大炮、机枪都是靠人抬，一人背几支步枪，一人负几百发子弹，总之，每人负重都是六七十斤以上。战士们徒步于荒野，没有了群众的支持，给养匮乏，非常艰苦。许多战士不堪此苦，或推炮于山谷，或弃枪于荆榛，或抛子弹于草丛，或成群结队开小差。从南昌到壬田，800里路程，近3万起义军，只剩1万余，跑了一半多。蔡廷锴的全师离开，朱德的第九军1000多人几乎跑光，前委又从周逸群的第三师调了1000多人给朱德部。由于在壬田之战中，二十军牺牲了很多将士。起义军此时才知前堵后追之敌装备优良，战斗力强，许多战士对革命失去信心。周逸群进一步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或是找将士们谈心，或请周恩来、恽代英、徐特立来第三师演讲，或搞文艺演出，使第三师士气大振，再没出现开小差的现象，沿途还有几百人加入第三师。周逸群在部队大力开展党建工作，对于初创的共产党部队来说，是一种成功的探索。周恩来对此非常赞赏，觉得有推广的必要，他在前委会上说：“军队党的建设工作要学周逸群，他率领的第三师的党建工作，是全军党建工作的典范，大家要向他学习。”

五、周逸群和贺龙创立了红六军和红四军，建立了湘鄂西根据地

南昌起义受挫后，受党中央的委派，周逸群与贺龙到湘西北组建队伍，开展武装斗争。两人回到贺龙的家乡桑植，收编了贺英、贺满姑等人的地方武装，组建成第四十九路革命军，打下桑植县成，建立苏维埃政府。不久遇敌突袭，四十九路军被打垮，周逸群与贺龙失散，只身前往洪湖。这时洪湖地区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地方的革命组织集体反水，段玉林、段德昌、彭国材、贺闯等建立的游击队各打各的。周逸群马上将这些游击队合编在一起，组成鄂西游击总队，恢复特委机关，发展党组织，扩大宣传，以前反水的一些党团组织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游击总队逐步扩大，发展成红六军，革命力量得到大发展。与此同时，周逸群了解到贺龙在湘西北的队伍几经组合又离散。他了解贺龙，一味用乡情发展队伍，便去信建议贺龙一定要在部队建立党组织，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密切联系群众，并派了两名党员干部去协助贺龙。周逸群多次写信介绍洪湖斗争的情况，传达党的有关指示，并指导工作。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终于建立起拖不垮打不烂的红四军，两军在公安县会合后组成红二军团，两块根据地连接成辖58个县区的湘鄂西根据地。在周逸群的领导下，恢复、发展、建立党组织的县区越来越多。有6个地区建有特委（相当于现在的地委）、有12个县建立县委，参加农协会的农民有5000多人，发动起来的工人有5万多人，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各种协会、各种工厂、学校、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根据地自铸钱币，自建银行……湘鄂西苏区成了当时辖县最多、经济最繁荣的苏区。虽然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周逸群没有长期但任主要领导职务，但多年后曾任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回忆说：“周逸群是湘鄂西党的地方领袖。”贺龙回忆说：“周逸群是湘鄂西正确路线的代表。”肖克评价说：“周逸群是革命的英雄，党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