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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马成生与恩师钱钟书的感人往事
发布时间:2021/11/22 15:17:37    
 

在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只要提起钱钟书先生的名字,人们大多会肃然起敬。在原杭州师范大学,就有一位钱先生的亲授弟子,他就是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浙江水浒研究会会长、浙江《三国演义》专业委员会会长马成生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遵循钱老师的教导,一心一意搞研究,认认真真做学问,取得了丰硕的文学研究成果。最近,笔者有幸采访90高龄的马教授,知道了他与恩师钱钟书的感人往事。

一、有幸成为钱钟书的亲授学生

1929年12月15日,马成生出生在浙江省缙云县新介镇张公桥村。他的祖父是一位儿科土郎中,平时在家种地,有时外出行医。他的父亲是个稍有文化的农民,通过“搭学”读过《四书》《弟子规》《幼学琼林》,认识一些字,会记账和写一些收条、借据等。他母亲的祖父也是医生,母亲小时读过《千家诗》,但识字没有父亲多。因此,没有正规上过学的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

1950年8月,马成生高中毕业,报考厦门大学中文系。收到入学通知书后,马成生本打算去上学。可是当时交通不便,路费较高,且从丽水到福建要经过一些“匪区”,路上有土匪拦路、抢劫甚至杀人。如果乘船去,厦门是海峡前线,国民党军队经常朝船上打炮,很不安全,所以父母劝他不要冒险去厦门大学。

没有去上大学的马成生,最初回到张公桥村小学当语文老师,并兼任学校的总务工作。不久,村土改工作队队长禇作哲找到他说,你有高中文化,所以希望你协助土改工作。几天后,通过选举,他当选村农会的宣传委员,负责宣传和土地登记工作、写标语等,并排演了反映旧社会农民受剥削和压迫的小戏《穷人恨》。

土改结束后,上级提出家庭成分好、有文化的干部可以升学。1951年9月,马成生便考进浙江大学文学院学习。当时的浙大校址是在杭州上城区大学路上,校长是马寅初先生。1952年因上级教育部门对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浙大文学院被划到浙江师范学院,校址在杭州六和塔附近的之江校区。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文学理论,对他后来的文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3年夏天,马成生从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先留校当助教,后来又调到学校审干部,经常外出调查学校干部和教师的情况。1956年下半年,因学校扩招,师资紧张,他调任学校的辅导员。1957年“反右”开始后,杭二中有一批老师被“反掉”了,他又被调到杭二中当语文教研室主任。

因为家庭出身好,1958年7月,马成生又被调到杭州市委办公室,给时任杭州市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王平夷当秘书。后来,王平夷提出给时间让他复习功课,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的研究生。马成生便认真地复习并报考。

1960年,马成生考进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理论研究班。那时全班同学30余人,上课和吃住都在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他当时拿的是国家的全额助学金。

开学不久,学校就把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请来讲课。其中有:钱钟书、季羡林、冯至、冯其庸、朱光然等,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特别是钱钟书先生每次来上课,教室总是爆满。除了研究生外,还有历史、档案等系的学生。每次听说钱先生要来上课,学生大多挤到教室里听课。挤不进来的许多学生就干脆趴在教室外的窗台上听课,还听得津津有味。

因为钱先生讲课生动风趣,常常让学生笑痛肚子,他有时批评人,学生最初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过后想明白了,便觉得回味无穷。马成生记得有一次钱先生讲课时就举了这样风趣的例子:“我认识一个人,他实际上是‘小偷’,这里偷偷,那里偷偷,也没有‘富’起来。想不到后来,他又回头去做警察了。”马成生和同学们当时都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当小偷的人怎么转身就可以去当警察呢?好像不太真实。”随后钱先生解释说:“我这不是指社会上的小偷和警察,而是讽刺文坛上那些开始想当作家,但由于没有花时间和力气去写作,而是东抄抄、西抄抄,想一夜暴富没有成功,结果转身去做了批评家的‘文抄公’。你们大家可要努力唷,将来不要当‘文抄公’。”引得教室内外哄堂大笑,之后又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当时马成生和同学们心中,对钱先生是很尊敬甚至是仰慕的。幸运的是,不久班里公布学生的导师名单,马成生和山东省文联的一位同学成为钱钟书先生亲自带的研究生。同学们都羡慕马成生,说他是“吃小灶”。其实,这也是他自己没想到的好事情,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

二、钱先生对他说“你若想做学问,就不要想做官”

既然是自己的导师,马成生便有理由去见钱先生了。学校正式开课不久,马成生便查到了钱先生家的地址,并打算上门去拜访钱先生。他当时住在学校宿舍里,距钱先生在建国门的中国科学院的家,步行20分钟就到。有一天下午,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到钱先生家门口,并轻轻敲响了钱先生家的门。他记得很清楚,开门的正是钱先生。

“钱先生,您好!我是从杭州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班学生马成生。”他紧张得红着脸向钱先生作自我介绍。

“你就是当过杭州市委书记秘书的学生?进来吧!”钱钟书一听“从杭州来的”,立刻知道了是分给自己指导的学生,便将他迎进客厅。杨绛师母也很热情,很快给他泡上一杯茶。

马成生打量了一下钱先生的家,房间里排立着好几个木书架,每层都放满了书,有些是像砖头那么厚的古籍善本。有些书还放在沙发边上,书中被画了一条条红杠,有的天头上还有批注,可见钱先生和杨师母平时都是与书为伴的。

随后,钱先生和马成生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促膝谈心。钱先生对他的教导,主要是治学方面的内容。钱先生说:“你若想做学问,就别想做官。”他回话:“我也觉得如果想做官,会分散精力,还会耽误事。”钱先生说:“是这样,但不仅是这样。如某某专家写文章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有些地方是编出来的;还有某某评《水浒》的文章观点反反复复,常有180度的急转弯:有时说宋江是个光辉的形象,过段时间又称宋江是可耻的叛徒。这些人的做法是因为受想做官念头的影响,看着政治风向转;他们尚未做官的想做官,做了官的想保官,导致所说所写都脱离了事实。”马成生将此话铭记在心。

钱先生和杨师母平时不爱社交,工作之余都喜欢躲在家中看书做学问。有些自以为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去拜访他,他都不乐意开门。有一天上午,某君打电话说自己非常喜欢读钱老师的书,希望登门拜访他。钱老师婉言回话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但对学生马成生,钱先生却从来不吝时间。在北京学习的两年多时间里,马成生经常到钱先生家里请教一些问题,有时也去小坐一会,每次钱先生和杨师母都热情接待。钱先生说这是作为老师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钱先生对马成生的更多教导,是在指导他研究和写作实践中。通过对他习作的批改,阐明了不少写作的道理。首先,钱先生要他学会字斟句酌。在探讨明代“评点派”的小说理论时,马成生写了一篇习作《究竟哪一种〈水浒传〉是李卓吾批评的》。他认为某些专家把袁无涯刻的一百二十回本看成“李卓吾真本”是不正确的。于是在表示“怀疑”之后,写了这么一句:“先与某某一些主要论点商榷一下。”钱先生在批改时,便把这一句话勾掉了,并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如下批语:“与‘人’可商榷,与‘论点’不能商榷;且上文已云‘怀疑’,此句亦赘。”

在另一篇习作《初探李卓吾对〈水浒传〉的批评》中,马成生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只有一百回的容与堂本是李评原本。”对此,钱先生指出:“前文有更接近数字,此处以加上为妥。明人刻古书,多加删改,对于当时人手稿,一定态度更不谨严。是否为‘原本’,抑已有若干假托成分?不得而知。”

此外,还有一些看来是极为细微之处,钱先生也不厌其烦地指出:“如在《究竟》一文中,马成生把容与堂本同袁无涯本的评语举例比较之后说,究竟谁更像李卓吾呢?”钱先生就在“谁”字下,打了两条黑杠,并在旁边批道:“似不能说谁。”紧接上文,马成生有一句:“这与李卓吾的观点倒是不一致呢。”钱先生在末了六字之下也打了黑杠,并在旁边批道“疑‘呢’是字误”等等。在这些地方,可见钱先生是何等负责、细致!

像这样的批改处,钱先生作了很多点评或修正,也让马成生受益良多。

三、“文革”结束后再见到钱先生和杨师母

1963年,马成生从文学理论研究班毕业,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学校和钱先生回到了杭州。他先在浙江诸暨参与毛主席批示的“枫桥经验”社会实践,此后调到杭州教育学院、杭州十中、杭州六中工作,曾教过中国古典文学和《毛主席诗词》,也当过校长,兼教政治、语文课。

“文革”期间,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马成生和钱先生、杨师母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年秋天,马成生到北京开会,他打听到了钱先生的新住处在三里河南沙沟的“部长楼”,便前去探望钱先生和杨师母。敲响了钱先生家的门,不一会儿门开了,开门的老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虽然脸上皱纹增多,头发变白,但精神矍铄,马成生立刻认出是钱先生。

“钱先生,您好!我是您古典文论班的学生、杭州的马成生。”

“哦,十多年不见面,你也成中年人了。请进、请进!”

师生紧紧握手后,便走进了客厅。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都成家了吧?孩子有多大?”钱先生和杨师母亲切地问他。

马成生便向老师汇报:我1977年已担任杭州师院中文系主任,多年来我不忘您的教诲,在教学之余认真研究《水浒》《三国演义》等明清小说,编著并出版了《明清作家论小说艺术》《水浒试笔集》《水浒通论》等书;还有点校《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批评校释《容与堂刻水浒传》,编注《晚清散文小品选》,选注洪迈《容斋随笔》编入《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编有《文学概论参考资料》(上、下册)。

钱先生和杨师母听后,都给予热情肯定和鼓励。此后,马成生便和钱先生又恢复了联系,并时有书信往来。有时,他会寄点杭州龙井茶给老师。钱先生和杨师母也会回赠一些新出版的书给他看,师生情谊越来越深。

钱先生也很关心马成生。1994年5月,已罹患重疾的钱先生给他来信说:“去年大病动手术后,衰颓愈甚,恢复艰难。八十已过,残年唯以对付病魔为务。”钱先生对待自己的生命却很豁达,在另一封信中说:“衰朽之躯,康复不易,生老病死,事理之常,安心任运而已。”钱先生对马成生仍是关怀不已,在来信中写道:“近况想安善,但已过中岁,亦望保重。无病无灾,至祝至愿。”

马成生也多次写信,邀请钱先生和杨师母到杭州游玩。当时钱先生因病写信不便,师母杨绛在回信中写道:“西湖草长莺飞,正是晴雨皆宜的好地方,不胜神往,但我们老病,无缘作游春之梦,容待异日吧。”直到1998年,钱先生因病不幸逝世,他和师母都没有携手来杭州做游春之梦,这也是马成生的一大遗憾。

2011年是杨绛师母百岁之年。这年10月,作为浙江省水浒传研究会会长的马成生,在妻子的陪同下受邀前往山东开研讨会,会议结束后便取道北京去看望杨师母。

次日上午他和妻子来到师母的家门口,经与保姆约好推门进去,师母杨绛起身将他俩迎进屋内,让保姆泡上茶水。百岁的杨绛师母,白里带灰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身穿深色的衣服干净整洁,脸上的笑容显得非常亲切。她对马成生说:“我年纪大了,有些事记不住了。你是钱老带过的学生,你的名字我一直都记得。”马成生介绍妻子也姓杨且是江苏无锡人后,杨绛还高兴地与她讲起了无锡话。

他们聊完家常等话题,已过去1个多小时,杨绛欣然与马成生夫妻合了影,并与马成生又单独拍了一张照片。告别时她在家中的几个房间中找出了几本书,并签了名送给他们夫妇留念。分别前杨绛还嘱咐他说:“你比我还小一辈,你还可多写些文章。”

2016年5月25日,杨绛师母不幸逝世,马成生非常悲痛。他把两张与师母的合影,摆放在书房他座位前后显眼的位置上,作为永恒的纪念;而钱先生和师母写给他的信、送给他的书,已成了他永远珍藏的遗墨。每当想念钱先生和杨师母时,他就会拿出来看一看、翻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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