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日记》既是季羡林对于自己清华园生活的记录，也是他对自己和周围人的创作生活的记录。从大四这一年的日记来看，虽然同是“清华四剑客”，季羡林（1934年外文系毕业，是为“第六级”）当时的状态，和吴组缃（1933年中文系毕业，是为“第五级”）、林庚（1933年中文系毕业，是为“第五级”）、李长之（1936年哲学系毕业，是为“第八级”）还是不能比。林庚已经出过书，李长之发文很多，而吴组缃正在进行小说创作。

 

1933年9月18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下“卞之琳来，晚上陪他玩了会。林庚的诗集出版了，送了我一本”。

 

就这么两句话，信息量很大啊！说的是林庚刚刚出版了他的处女作诗集《夜》，集中收录了他1931年至1933年创作的自由体新诗43首。蒙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教授特许作为他的毕业论文，由外文系叶公超教授作为他的论文指导老师，出书前俞平伯教授作序，闻一多教授设计封面，由开明书店总代售，颇得文坛前辈提携，教授大咖们纷纷为之站台。

卞之琳

而在同一条日记中提到的卞之琳，在沈从文30元大洋的赞助下，早在1933年5月就出版了处女作诗集《三秋草》。季羡林在同年8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又会到卞之琳。对他的印象也极好。他不大说话，很不世故，而有点近于shy（腼腆）。十足江苏才子风味，但不奢华。他送我一本他的诗集《三秋草》。在一般少年诗人中，他的诗我顶喜欢了。

 

难得的是，首版才区区300本，卞之琳就送了季羡林一本。而季羡林对卞之琳很是看好，“十足江苏才子风味，但不奢华”，意思是有才华是好事，但如果“才华横溢”就不好，最好是低调而不奢华。难道他在这里暗指当时才华横溢、眼高于顶的钱钟书？在他日记中记录的琳琅满目的大学朋友圈中，这位“老钱”，他正儿八经的外文系师兄，只出场过一次呢。既然江苏人成名只需靠才华，山东苦出身的季羡林只能靠勤奋了。

 

那为什么这段的开头有个“又”字呢，因为前面还有一段：

 

到北大访李洗岑，因为我常听长之谈到他，我想认识认识。他在家，谈话很诚恳，他能代表山东人好的方面。长之给我的关于他的印象是内向的、阴郁的，但我的印象却正相反。

 

李洗岑是谁？大名李广田是也，又名曦辰，与“洗岑”谐音，鼎鼎有名的“汉园三诗人”之一。他对这位山东同乡的印象是“谈话很诚恳，他能代表山东人好的方面”。而山东也有才子，不仅李广田，李长之也是。

 

你看，就在同一天里，季羡林由才子李长之陪同，不仅初次会到了另一才子卞之琳，和又一才子李广田也是初次见面，想想都激动啊！因此，他在这一天的日记的开头写道：“今天是很可纪念的一天，最少对我。”对北平文坛而言，这也是很可纪念的一天呢！

 

与卞之琳这些才子见面，带给季羡林的不仅仅是激动，简直是刺激了。季羡林之前这一年，也就是读大三之年，也并不是没有发表过文章，但大多是编译，不是真正的创作。大三开学之初，季羡林的老师吴宓教授要和他的同班同学王岷源、施闳诰、武崇汉等帮他办《大公报》“文学副刊”，就是编译英美文学报刊上的文章，或者写当时新出书的书评。季羡林一开始还是挺有兴趣，在《文学副刊》上一共发表了9篇文章，先是编译欧美文坛消息，后来发表了创作程度更高的一些书评，特别是关于国内作者的书评，比如巴金的《家》等。渐渐地，他对远离新文学的“文学副刊”不满意甚至看不上了，想搞真正的创作。写诗，写小说，他没有才气，因此他想到了一个突破口，那就是小品文，也就是散文，洋名“essay”。

 

而在此时，对老气横秋的“文学副刊”不满意的还有吴宓的东家《大公报》，因此在1933年9月23日，新锐作家沈从文主编的《文艺副刊》创刊，马上受到季羡林高度关注。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看到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今天是第一次出版，有周作人、卞之琳的文章，还不坏。”颇有欣赏之意。这一期由周作人的《猪鹿狸》打头阵（署名“岂明”），然后是林徽音的《惟其是脆嫩》（署名“徽音”），接着是卞之琳的诗《倦》、杨振声的《乞雨》，殿后的是沈从文自己的《〈记丁玲女士〉跋》。没有大张旗鼓的发刊词，要的就是静悄悄的革命。

 

《文艺副刊》在一周中的周三、周六出版两次，而“文学副刊》”一周才一次。前者对后者不是直接的替代，而是在并行中加以淘汰，《大公报》颇有“总把新桃换旧符”之意。果然到1934年初，“文学副刊”停刊了。

 

也许是对“文艺副刊”的向往，也许是受母亲突然去世的刺激，还有周围同学的文章发表成就所致，季羡林在1933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看到长之作的《梦想》，他把他自所希望的，梦想将来要作到的，都写了出来，各方面都有。我也想效一下颦，不知能作到不？我写的，恐怕很具体，我对长之这样说。是的，我真这样想。

 

在过了一个多月的1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

 

我老想我能在一年内出一本小品文集，自己印，仿《三秋草》的办法，纸也用同样的。我最近也老想到，自己非出名不行，我想专致力写小品文。因为，我觉得我这方面还有点才能（不说天才）。

 

季羡林的脑海里逐渐有了一个作家梦，他想仿照卞之琳的《三秋草》那样出书，不过出的不是诗集，而是散文集。这个梦给他带来了不断的痛苦，也可以是说是创作的阵痛。比如“久已想写的‘心痛’到现在还没写，写文章就真的这样困难吗？”比如“幻想着怎样能写出几篇好的文章”，等等。他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表明了他靠写作谋生甚至成名的宏大抱负：

 

我最近很想成一个作家，而且自信也能办得到。说起来原因很多。一方面我受长之的刺戟，一方面我也想先在国内培植起个人的名誉，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然后再利用这地位到外国去，以翻译或者创造，作经济上的来源。以前，我自己不相信，自己会写出好文章来。最近我却相信起来，尤其是在小品文方面。你说怪不？

 

他要做一个名利双收的作家，他相信自己有写作小品文的才气。他需要有所突破，来树立成功的信念。与拉拉杂杂写了一个多月的《心痛》不同，他的《枸杞树》一气呵成，从构思到写成只花了短短的三天时间。更高兴的是，他的“诤友”李长之看后不仅觉得“这篇还不坏”，而且自作主张，帮他投给了他一直向往的《文艺副刊》，而《文艺副刊》在12月27日和12月30日竟然发表了。这让他喜出望外，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枸杞树”居然登了出来。不但没有不登，而且还登得极快。这真是想不到的事。而且居然还有几个人说这篇写的不坏，这更是想不到的事——我真有点飘飘然了。

 

不仅于此，李长之还说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很想认识他。季羡林以一篇《枸杞树》敲开了《文艺副刊》的大门，也替《文学副刊》敲响了丧钟。虽然它曾经是他一度看重的发表园地，但是他已志不在此了。季羡林在1934年1月1日写道：

 

前天听说《大公报》致函吴宓，说下年停办“文学副刊”。这真岂有此理。虽然我是“文副”一分子，但我始终认为“文副”不成东西。到现在，话又说回来，虽然我认为“文副”不成东西，大公报馆也不应这样办。这真是商人。

 

对《文学副刊》而言，这既是惋惜，更是告别。季羡林感觉文坛不再遥远，他发出了“文坛，我来了！”的呼声。同年1月6日，李长之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举行发布会，北平文艺界知名人士到了100多人，几乎“悉数全收”，季羡林在物理上一脚踏进了“文坛”。在这里，季羡林不仅见到了想认识自己、他更想认识的沈从文，还有巴金、靳以、沉樱、梁宗岱、刘半农、孙伏园、朱自清、台静农等。这些人都来给还是清华大二留级生的李长之捧场，可见北平文坛对他的看重，这是当时的季羡林无法企及的景象。

 

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必须像林庚、李长之那样得到前辈的提携。而提携季羡林的前辈说是吴宓也不是，因为路数不同，他不仅走外文系的路数，靠翻译吃饭，他更想走中文系的路子，靠创作成名。因此提携季羡林的是他又爱又恨的叶公超教授。

 

接下来，季羡林又陆陆续续写了《兔子》《年》《回忆》《黄昏》等。李长之或说好，或说不好，让他无所适从。他把《年》投给了上海的文艺杂志《现代》，结果退了回来，他在日记中发牢骚说：“我并不太高兴，文章我总以为还是好文章。我只说编辑没眼。”

季羡林（前排居中）与同学的合影

 

 

他人的评价或者报刊的发表是对作者努力的肯定。季羡林决定把文章发给叶公超先生看看，结果是叶公超先生约他面谈，并对他大加鼓励。他在1934年2月19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师生见面的情景：

 

他喜欢“年”，因为，这写的不是小范围的Whim，而是扩大的意识。他希望我以后写文章仍然要朴实，要写扩大的意识、一般人的感觉。不要写个人的怪癖，描写早晨、黄昏。这是无聊的——他这一说，我的茅塞的确可以说是开了。我以前实在并没有把眼光放这样大。他可以说给我指出了路，而这路又是我愿意走的。还有，我自己喜欢“年”，而得不到别人的同意。几天来，我就为这苦恼着，现在居然得到了同意者，我是怎样喜欢呢？他叫我把“年”改几个字，在《寰中》上发表。

 

叶公超先生给季羡林指出了小品文写作的路数：不要写小范围的怪想（Whim），要写扩大的意识，要引起一般人的共情，这让他茅塞顿开。《寰中》后来改成了《学文》，1934年5月1日创刊。创刊号上不仅有季羡林的《年》，还有林徽音的两篇名作，《九十九度中》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此后林徽音改名“林徽因”）。能与林徽因的名篇比邻，能在叶公超主编、林徽因设计封面的的文艺杂志上发表文章，季羡林非常高兴，他认为：

 

《学文》封面清素，里面的印刷和文章也清素淡雅。总起来是一个清素的印象，我非常满意。在这种大吵大闹的国内的刊物〈里〉，《学文》仿佛鸡群之鹤，有一种清高的气概。

 

到1934年8月季羡林毕业离开清华园之前，他写的文章越来越多，发表的也越来越多，他的“作家梦”仿佛就要实现了。

 

1934年10月1日李长之创办的《文学评论》第一卷第2期上刊登了《文学评论社出版丛书预告》，即将出版的丛书分为“理论之部”“文学史及评传之部”“创作之部”“名著翻译之部”四部分。

 

除了季羡林要翻译的《查拉图斯拉如是说》《奚陂里雍》（即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被列入“名著翻译之部”外，他的散文集《因梦集》也赫然在列：

 

中国真够上散文家的，还不多见。作者的出现中国文坛，虽然是不久的事情，但他的不苟的态度，和明显的受自英国大散文家的影响，是很清楚地在那里显示着的。他才是真有所谓“风格”的散文家，并不是文字写短了就是散文家的家可比。小品文，小品文，中国可有真正的小品文嘛。

 

这预告真有呼之欲出的感觉，虽然吹得天花烂坠。紧接其后的是林庚第二部诗集《春野与窗》的预告。随后《春野与窗》就出版了，可《因梦集》还不见踪影，季羡林在1935年1月6日的日记中懊恼地写道：

 

接到林庚寄来的《春野与窗》，印刷纸张都非常好，我很羡慕，自己为什么不早把文章整理出一本书呢？今年春天无论怎样总要把《因梦集》出版了。

 

这固然与季羡林当时的状态有关，他在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担任国文老师，忙于备课，家庭的干扰也是不可避免，写作上的懈怠是肯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暗暗下定了决心。他在同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接到长之的信，说郑振铎替商务编文学研究会丛书，要替我出散文集，非常高兴，正愁自己不愿意印，当时就整理稿子，整理贴簿，弄了一晚上。今天又接着贴，贴完了，但一算才三万字，未免太少，决意年假写两篇补上。

 

不过此时李长之的《文学评论》早已停刊，他的庞大丛书出版计划也烟消云散。这里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即“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郑振铎主编，由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季羡林的心又动了，要趁着寒假想多写几篇，凑够要出版的字数。

 

在同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季羡林写道：

 

昨天听洁民说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出书的预告已经见到了。我心里颇有所动。我想赶快写几篇文章，凑足一个集子，交给他印了出来。但近来又有作文，我只要改完了这批作文，就算得到自由了。

晚年季羡林

可是还没等他交稿，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对年轻的季羡林来说，“出书梦”“出国梦”，不知道是哪一个先来？清华大学准备派季羡林去德国留学，当年9月成行。要为留学筹款、办手续，要跟任教的学校辞职，要给他办的《山东民国日报》“留夷”副刊做交接，事情接踵而来。他的“作家梦”暂告一段落，《因梦集》的出版则要等到半个世纪以后了。他后来在序中提道：

 

记得是在1935年，在我出国之前，郑振铎先生写信给我，要把我已经写成的散文集成一个集子，编入他主编的一个什么丛书中。当时因为忙于办理出国手续，没有来得及编。出国以后，时事多变，因循未果，集子终于也没有能编成，只留下一个当时想好的名字：《因梦集》。

 

现在编散文集，忽然又想起此事。至于《因梦集》这个名字的来源，我现在有点说不清楚了。“因梦”这两个字，当时必有所本，可惜今天已忘得一干二净。虽然不确切了解这两个字什么意想，但我却喜欢这两个字，索性就把现在编在一起的解放前写的散文名为《因梦集》。让我五十年前的旧梦，现在再继续下去吧。

 

到了晚年，季羡林先生龙虫并雕，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并重，终于实现了大学时代的“作家梦”，坐实了作家的身份，这不能不说是跟当年努力打下的写作底子密切相关。

 

来源：文史天地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