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在湖北省中所处位置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志在一统的曹操与孙刘联军爆发赤壁之战，战后曹操退守襄阳，刘备占据荆州向川蜀进发，而孙权以武昌（今鄂州）为重镇经营势力，此时三方鼎立各据湖北一部，而武汉地区就是此时局面的临界点，公元223年，孙权在黄鹄山（今武昌蛇山）建立了一座小小的军事要塞，命名为夏口城，城上的一座望楼即黄鹤楼的前身。

拍摄于1871年的黄鹤楼，武汉蛇山上的夏口城是武汉作为军事要塞的开始，

南北朝时期在此基础上建立郢州城，黄鹤楼最初是夏口城的望楼

三国时期夏口位置图，制图：地球知识局

武汉之于南方政权，可以说是保命之处。南朝中疆域最小的南陈早早失去了巴蜀和襄阳，北齐的军队兵锋直抵江北，而保住武汉的南陈仍然立国30余年。在隋灭陈之战中，杨俊领兵自襄阳而下，与出川的杨素水军在汉口会合，将南陈的军队驱赶至此进而剿灭，武汉地区落入杨隋政权手中，至此，南陈政权失去上游屏障，亡于隋的统一大业。历史上，扼守要津、四通八达的军事重镇不在少数，然而武汉能成为九省通衢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是一座依托水运发展起来的商业名城。水运：连接长江货物集散重镇隋唐完成大一统，武汉改称鄂州，作为军事重镇的职能稍稍下降，处于水陆要津的独特优势，使其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是武汉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安史之乱使得经济重心加速南移，安史之乱后，淮河地区陷入节度使割据的局面，东南地区的盐铁贡赋只能转运鄂州，在鄂州贮存后，再溯汉水而上转运关中，这条运输线成为延续李唐王朝的生命线，鄂州也成为江汉地区的漕运枢纽。《全唐文》记载：“（鄂州）至于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緡钱。”可见其航运之发达。入宋以后，水路运输的发达使得武汉商业港口进一步开发，临近鹦鹉洲的长江沿岸水流平缓，成为商旅的天然良港。南宋时，鄂州坐拥良港，水运已经辐射到两广、巴蜀地区，鄂州也成为重要商业集散地。范成大《吴船录》记载：“（鄂州）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水路运输是武汉地区交通的重要方式，而汉水的改道更是带来了质的飞跃。南宋绍兴四年，岳飞驻守鄂州，他一改历史上武汉作为屏障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策略，大胆出击，以鄂州为大本营，凭借有限的兵力迅速收复襄阳六府州，并打开通往中原的大门，而岳家军身后的鄂州给了前线强有力的支援。明代，朱元璋的第六子朱桢被分封到武昌做楚王。到了明代成化年间，汉水下游连年洪灾，堤坝尽毁，最终汉水在龟山北麓冲开一条水道，从此稳定汇入长江，结束了改道不定的历史。嘉靖年间，汉水北岸地面开阔，水域条件良好，形成了诸多天然良港，新兴汉口镇由此诞生，武汉三镇的地理基础也从此确定。明代中后期，封建社会经济高度繁荣，长江中游的水运集散地马上迁移至汉口，大量商人汇集于此，将货物在汉口周转。明正德年间，汉口被定为漕粮交兑口岸，成为湖广地区漕粮的贮存转运中心。商业的繁荣吸引了更多人前往汉口谋生，明嘉靖年间到清嘉庆年间，在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汉口人数增加17倍，逐渐成为一个以中转贸易为主的商业市镇。明清时期，长城以内18个省都与汉口的码头有贸易关系，就连广东入境的外洋产品也在汉口集散，徽商、晋商等商帮团体参与到汉口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汉口为中心的广泛而细密的商业网络，其中大部分货物都沿水路运输。明末清初，汉口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四大名镇”，而汉口镇凭借水路为主的商业运输崛起，雄居四大名镇之首，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汉水改道使汉口的兴起占有“地利”，而“天时”与“人和”又是如此之巧。发达的水运，令武汉从此拥有“九省通衢”“七省要道”“九省之会”的称谓。为什么是“九省”呢？我们在民国时期《夏口县志·商务》中寻到了答案：“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偱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偱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逆汉水而西径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至宛洛，所谓九省之会也”。铁路：贯穿南北奠定枢纽地位水运给武汉带来了“九省通衢”的美名，而铁路的铺设更是奠定了武汉作为中国交通枢纽的地位。铁路是交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自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国门后，修筑铁路一直是洋务派的重要主张，而铁路的起始点，洋务派官员们不约而同地看中了1861年被迫开放的“九省通衢”武汉。早在1878年，薛福成便提出要修建一条北京经过开封抵达武汉的铁路，李鸿章、刘铭传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张之洞更是上书朝廷，极言修建一条北京到武汉的干路的好处：“自京城外之芦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由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并耐心地举出芦汉铁路对中国国防、经济、社会进步的种种好处。甲午战败后，清廷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张之洞再次呼吁修建芦汉铁路：“此路南北东西皆处适中，便于通引分布，实为诸路纲领……查铁路以由汉口至芦沟一路为最要，此路四通八达，必宜先办，其余枝路，由此而推，如此方有纲领，有次第……芦汉干路兵商兼利，此为中国铁路大纲。”1899年，清廷调任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监督芦汉铁路修建。修建铁路时，清廷大举外债，铁路所需铁轨大多由汉阳铁厂铸造，通过水运输向营建工地。1898-1902年，芦沟桥至保定、汉口至信阳段通车，1905年芦汉铁路修建完成，次年铺设芦沟桥连接至北京正阳门西火车站的铁轨，改称京汉铁路，4月1日，全长1214.49 公里的铁路全线建成通车，终点设于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赴武汉与年近七旬的张之洞主持通车典礼。京汉铁路的落成，提升了武汉的交通地位，使其成为拥有陆路、水路和铁路的大型城市。没有火车的年代，北京到武汉走陆路驿道需要27天，而京汉铁路通车后，普通列车抵汉用60个小时，而特快只需36个小时。修建京汉铁路的同时，粤汉铁路也被张之洞提上议程，1907年，湖北铁路局成立，负责督办铁路。粤汉铁路起点定在武昌，张之洞为了交通方便，特在武昌古城上另开城门一座，命名通湘门，设车站于门外。粤汉铁路建设几经波折，极为缓慢，直到民国成立后的1918年才通车到长沙，1936年，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到广州的粤汉铁路才全程通车。由此，张之洞的夙愿得以完成。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以武汉作为枢纽，平汉、粤汉铁路为干路，联系起沿途各省的支路，开始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延伸铁路网，东北与西北也被纳入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网络中。两条铁路与长江一纵一横，构成十字，这个十字奠定了近代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由于长江阻隔，京汉、粤汉铁路只能通过火车轮渡连接，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南北贯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于1957年建成武汉长江大桥，10月15日，这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正式通车，“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从此成为历史名词，中国南北铁路首次真正意义上连接起来，全中国的铁路都可以畅通无阻地经过武汉。空中与地面：构建武汉立体枢纽虽然近代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由铁路奠定，其空中航线的开辟也很早。1926年，武汉设立分金炉水上机场供货运和客运；1933年，王家墩机场初见规模，开辟了上海、宜昌、沙市、万县等多条航线。1936年，武汉在武昌设立了南湖机场，同时设立飞机修理厂，南湖机场作为军民两用机场一直使用到天河机场建成。1995年，天河机场落成通航，促进了武汉更大范围内的交往。空中的交通有了突破和飞跃，地面的交通也在明显改变。改革开放后，普通公路已经不能满足运输的需要，高速公路的建立应运而生，以武汉为中心的高速公路网带动了沿线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武汉的铁路运输也早已不是当年的一条南北动脉，而是形成了高铁“米字型”网络：向北连接郑州、北京及东北路网；向南沟通广州、深圳及港澳地区；向西辐射重庆、成都等西部地区；向东连接合肥、南京、上海等华东地区；东南形成至赣闽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西北方向动车可达襄阳、十堰，武汉与中国主要大中城市间基本实现客运高速化出行。空中、陆地的交通发生巨大变化，武汉传统的水路运输因此受到冲击。然而，在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武汉的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地位，长江干线的港口加大投入，武汉与上游的重庆，下游的南京、上海构成长江不同分段的航运中心。武汉因水运而兴，汉口镇的商业繁荣让“九省通衢”名扬海内；中国最早的铁路动脉使武汉的交通迈入现代化；多座机场与早期航线的开通让武汉“九省通衢”的名誉延续到空中。今天，在以高铁为主导的交通网络建设中，武汉已与北京、上海、广州一起成为中国四大综合交通枢纽。武汉“解封”后，我们再次见识到“九省通衢”强大的交通能力。当然，“解封”不意味着“解防”，我们由衷盼望获得最终胜利的那天，届时，武汉也必定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