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半个世纪前的电影确实是我们的精神粮食。几个月不看，就觉得心慌。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批电影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如《春苗》《红雨》《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等等。因为看过电影《春苗》，在读初三时，学校分卫生与机械两个专业班时，我想都没想便选择了“卫生班”。理想是当一名“赤脚医生”。看过《闪闪的红星》，又曾萌生参军的愿望。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据说有部名叫《反击》的电影还未公演便“胎死腹中”。因为那是歌颂“文革”的。但那时解放了一批老电影。记得1977年初春，在县体育场放映解禁电影《洪湖赤卫队》。春寒料峭，但也挡不住人们的观看热情，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因跑片（即同城两个以上的地方同时放一部电影、共用一部拷贝胶片，甲地放完一卷拷贝必须快速送到乙地）耽误时间，散场较晚。夜归的一对夫妇因天气寒冷把沙炉子搬进屋子而造成煤气中毒，双双撒手人寰。第二天成县城头条新闻，令人扼腕。

《闪闪的红星》 剧照

《洪湖赤卫队》 剧照

那时出版的杂志——《人民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总是千方百计地找来阅读，以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县一中有位语文老师叫丁平，他保存有“文革”前的《大众电影》，我便三番五次去找他，软缠硬磨借阅。人家也是碍于情面借出几本，担心搞坏弄脏，最怕丢失不可再得。这是读书人的禁忌。父亲有个工作搭档叫张天才，据说他解放前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工作，与电影演员赵丹是同事。常听他吹赵丹的表演艺术如何如何，搞得我们对这老张头挺崇拜的。

1978年高考结束，我待业在家，踌躇满志地捣弄了一个所谓的电影文学剧本——《游江春梦》，说的是一对在战争年代恋爱的青年男女，后来发现竟然是失散多年亲兄妹。得知真相，妹妹含羞自杀的故事。手稿至今还压在箱底。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抄写誊正后居然寄给了长影《电影文学》主编纪叶先生。稿件挂号寄出后，暗暗等待了好久，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我对电影的热爱仍然不改初心。

1978年底，我在阅读报纸时得知文革前就深受大众喜爱的《大众电影》（1950年6月1日在上海创刊，“文化大革命”前夕停刊）将于1979年1月在北京复刊。欣喜之余，便兴冲冲地去邮局询问。邮局的同志回答说：“这杂志谁都想要，订不了。”原因不外乎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纸张紧缺，紧俏杂志也是按计划分配纸张，限量印刷发行。到我们这个地处西南的偏僻县份上，没有几本。而且，杂志谁能订谁不能订，全看和邮局管计划发行同志的关系。

我有些失望，但突然想起父亲与邮局的一位同志交好，便去找他。父亲的朋友叫李永书，是县邮电局管报刊发行的工作人员。那时，这可是个吃香的职业。我找到他说：“李叔，我想订一份《大众电影》。”他连头都没抬，只乜了我一眼，口气有些不屑地说：“你也想订《大众电影》？整个县城没几份。”

我失望地回家，把情况给父亲说了。父亲沉思后说：“我写个条子，你再去找他。”我拿着父亲写的条子又找到李永书。在去的路上，父亲的条子我看了一下，大意说：“永书同志，您好！欣闻《大众电影》复刊，甚为高兴。我儿子喜欢电影文学，万望竭力帮忙协调，力争订上一份。致以：革命的敬礼！”据说父亲和李永书在文革时是一个战斗队的，可谓生死之交。我拿着父亲的条子找到李永书，他仔细地看了条子，抬起头来问：“你喜欢电影文学？”我不住点头。他直言杂志抢手，是按分配数订阅。他说：“既然你喜欢，有这个爱好。我尽量想想办法。不行的话，再找局长，局长也是你父亲的好朋友。”我捣蒜似地点头致谢！后来终于如愿以偿。

《大众电影》终于在1979年1月在北京复刊。创刊号仅发行1万册。复刊第一期内容有大文豪茅盾先生写的祝词，还有女星上官云珠追悼会通知，电影《祥林嫂》《蝶恋花》《哪吒闹海》的介绍，《五朵金花》女主演杨丽坤的公开信等。虽然延迟半月有余才收到心仪的崭新的《大众电影》，但那份喜出望外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出于对《大众电影》的喜欢，我坚持订阅了十几年。也因为《大众电影》结识了妻子。那时，她只是一位邻里的姑娘。就是因为她经常借阅我的《大众电影》，我们认识了。因缘走到一起。后来，我常对她开玩笑说：“你是《大众电影》帮我赚到的老婆。”

《大众电影》

人到中年，由于生活的重压，少了年少时的梦想和冲动。那些年，放弃了爱好，也放弃了《大众电影》。直到前几年看一则《大众电影》似乎办不下去，拟休刊的消息，瞬间勾起了少年时的梦想，又重新订阅了《大众电影》。当然，物质社会，也有坚持下来不改初心的。2016年我去深圳中学同窗好友何军家中，看到那一大壁书柜上，有几格整整齐齐地码着《大众电影》，我被震撼了。从1979年复刊后到2016年的《大众电影》一期不差。那份执着让我感动了半天，久久凝视杂志一动不动。40多年的持之以恒，还有从回收站淘到的“文革”前的《大众电影》。虽说不是很完整，但我想，这种坚持是需要毅力和恒心的。好友在一个有“背景”的私企工作，在深圳这个“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竞争激烈的城市，能数十年保持这个爱好确实不易。订阅《大众电影》或已成好友何军的精神寄托。而我却断断续续、起起伏伏。爱好虽在，恒心难托。

有段时间，都市报的编辑朋友听说我爱好电影且喜欢捣弄，特邀请我担任影评团长。任务是免费看新片，然后写影评。我记得娱乐电影栏目主持采访我时，我曾回忆起少时追电影的一个有趣片断。大约是在1975年初春，人们都喜欢追着看免费的露天电影。马家桥的部队、小山坝一矿，附近的国防工厂，哪里有电影，哪里就有我们。那次好像是看一部罗马尼亚电影，我们步行去2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电影散场后为赶回家，我们一大群人跟风上了一辆停在放映场边的解放牌汽车。这个车有人认识车牌，说是县化肥厂拉煤的车，当晚应该回县城，师傅姓张。我们什么也不顾就爬上了这辆车。那个张师傅看见这满满的一车子人，顿时不高兴，说：“全部都给我下来，今晚我不回县城。”然而没有一个人下来，张师傅脾气犟，见这种阵势什么也不讲，上车后“嘭”的一声关上车门，发动汽车风驰电掣朝一个不熟悉的方向开去。全车人大声叫唤，他理也不理。开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停车场，什么也不说关上门径直走了。一车人傻傻的，不知道怎么办。其中一人认得这个地方，说是县管辖下的一个偏远公社所在地。一大车人被拉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还是在晚上，真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感。四五十公里的路程，走的话怕是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到家。大家无奈地下车，各自去寻熟人或就近找个旅舍，待天明再想回县城的办法。还好，遇上一个高中同学，相约去他熟悉的一个同学家。第二天早晨才在同学父亲的帮助下乘班车返回县城。这段奇特经历，是追电影看的插曲。后来听说那个开解放牌货车的张师傅在一次拖生猪的途中被洪水淹死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回想起他把我们甩在一个公社所在地的情境，心里觉得五味杂陈，感叹人的命运也如电影，可谓戏如人生。

露天电影

我上大学期间，学的专业为历史，泡在图书馆，大部分时间在阅读和浏览各类电影杂志和书籍。有时，竟在一本老的《大众电影》杂志的内页上作个楣批或书写“到此一阅”；也从一个月仅有的10元零用钱中省点订阅《世界电影》《电影文学》等刊物。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我通读过好几遍，写了几百张读书卡片心得。读大学时，一直在做电影梦。1983年大学毕业时，报考四川大学电影史研究生。好像演员潘虹也报考那期，阴差阳错地差点成同学。只是没缘分。

现在偶尔也看电影。只是在家在途在单位，这三个维度的空间可以不停地刷屏手机。海量信息和影视叫人应接不暇。很少有时间再进装修豪华的影院或翻阅纸质版的《大众电影》。而今，抖音、短视频、微电影、动漫，虽说火爆，但要完全取代电影，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要表达人生的情感，要呈现生活的苦甜艰辛，还是电影。只有电影，能够艺术地概括人生。电影人生，人生电影，也许无法替代。我的电影人生也进入了下半场，仍然初心不改，只是心有余而力不从心。继续捣弄电影，怕终究只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