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2日的上海，秋高气爽，阳光洒满了愚园路1136弄31号偌大的公馆。

公馆的主人王伯群正坐在书房批阅公文。这时，朋友何家成引来一位陌生的客人。

一番寒暄之后，客人自报家门，谦称叫侯念言，系蒋百里先生之亲信。他说，蒋百里先生不久前被蒋介石授予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为履行职责，正在紧密联络各方，最近与汪精卫多有接洽。侯念言开门见山地表示，此次登门拜访，是代表蒋百里先生特来寻求与王伯群先生合作。

王伯群闻悉客人来意后，乐呵呵地笑了笑，道：“蒋百里先生是研究日本方面的专家，王某素来久仰其大名。去年的3月30日，我曾专函邀请他来大夏大学做过一场《太平洋各国之军备》公开演讲，反响十分热烈。”

侯念言提到的蒋百里，王伯群其实并不陌生，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他们之间远非熟悉到知交的程度。

蒋氏原名方震，号百里，浙江海宁人，早年赴日本和德国研习军事。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长期蛰居幕后，任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吴佩孚部总参谋长。大革命时期，蒋百里门生唐生智屯兵洛阳，通电逼蒋介石下野，当局在他家中搜出电台和同谋嫌疑电稿。起事兵败后，蒋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说情，关押二年后才被释放出狱。

蒋百里兵学出身，素来关注日本的侵华活动和世界军事形势。早在1923年，他就谈到中日战争必不可免。1933年，他以私人资格赴日考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曾拟就书面意见，呼吁国民政府当局加紧备战。

1935年春，赋闲多年的蒋百里，终于得到老乡蒋介石的垂青。蒋百里为不辱使命，想方设法联络政府各方大员，熟悉和调研国内情况。

这就是蒋百里示好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府委员、前交通部部长王伯群的原因和背景。

对蒋百里亲信初次拜访就谈合作，王伯群觉得自己与其素昧平生，似乎有些唐突，略显仓促，故没有轻易表态。

第二日上午，何家成引侯念言又来愚园路的公馆拜访，诚恳要求王伯群与蒋百里先生会晤一次。面对侯念言的盛情，热忱的王伯群认为若再拒绝的话，有失礼节和友情。不过，此时正适王伯群母亲去世一周年，他是大孝子，因思念老母，心绪低沉恶劣。

他允侯念言过数日后再谋往谈。

3天之后的9月6日下午，王伯群在侯念言的陪同下，前往法租界国富门路20号往访蒋百里。

王伯群眼里的蒋百里，身材不高，略显瘦削，但看起来神采奕奕，双目炯炯有神。

王伯群在日记中记述他去访问蒋百里之目的。

日记云：“蒋为日本官学生之最早、而学问最好者，对日本国情军事极有研究，曾为大夏撰文登诸党报。因近应国民政府行政院之请担任情报方面任务，故往访之欲知其活动概况。”

至于此次往返他们具体谈论什么，王伯群点到为止，没有作更多的记述。笔者也未能找到其他更为详细的文献以佐证。

但从9月10日王伯群日记记载中推断，这次会晤，是蒋百里拟居中调和，力促王伯群与汪精卫方面和好之意。是日云：“午前，何家成来访，言百里欲余与陈公博见面一谈。”但王伯群没有同意，他说：“余以公博见面在京甚易，在沪反落痕迹。至为汪派之人，须问政治有无改进，希望非徒为个人计也。”

王伯群洞悉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诸如西山派、政学派、CC派、桂系，以及汪精卫、陈公博等粤派。在国民党内，王伯群素守“慎独”之原则，致力于为国为党服务，不主动加入任何一派，尤其不想蹚汪精卫这派的浑水。他觉得有必要跟蒋百里道清楚原委，于是，嘱何家成“将此意达百里并嘱探百里之电话，便当再访详谈”。

王伯群与汪精卫早年都积极投入火热的民主革命，精诚合作。后来，在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上，慢慢出现隔阂和罅隙。

1918年，王伯群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护法运动，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部长等职。彼时，汪精卫也参加护法运动，先后出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国民党本部参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部长等职。1924年，大夏大学在上海成立，受董事长王伯群之邀，汪精卫担任大夏大学校董。

他们之间的隔阂始于1931年。

彼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过中原大战平定诸侯后，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拟集大权于一身。环视周围，觉得国民党左派大佬、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对他集权掣肘最大。蒋介石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胡汉民抓了起来。蒋介石此举，给他政治上最大对手汪精卫以口实，其他各路派别更是群拥而上，打出了“打倒独裁，护党救国”之旗号。是年12月，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广州、上海分别召开以后，南京国民党中央电邀粤方的孙科、沪方的汪精卫等中央委员来南京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但粤方呼吁蒋介石必须下野，否则拒绝去南京。

由于国民党宁、沪、粤三派相互争权，国民政府被迫改组，规定：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得兼任国府委员；现役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12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由于政府改组，原各部部长都相应辞职。

由于汪精卫的搅局，蒋介石被迫通电辞职，做了五年交通部部长的王伯群也辞去部长之职。

从此，王伯群对汪精卫派系抱有一定的警惕和憎意。

一次，王伯群参加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听完汪精卫报告政治会议及行政院工作后，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道：“汪精卫说得天花乱坠，慷慨激昂，无如行起来的时候，只为私而不为公，只知植私党分赃，所谓国与党存亡俱不顾矣。尤其是毫无政治道德，惟知势利，较之任何人皆卑劣可鄙。”

王伯群对汪精卫的判断实在精准。几年之后，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成立伪国民政府，叛国投敌，卖国求荣。

蒋百里

王伯群对汪派人物有隔阂，敬而远之，暂且不表。令王伯群最为忧虑的是国家面对强敌日本侵略的危机。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伯群对于日本侵略日益猖狂，深表担忧。他曾作诗数首表达个人之悲愤。

诗一云：“阋墙不已最堪伤，坐令东北日沦亡。雪耻无术人将老，秋雨秋风致断肠。”

诗二云：“夜静风声分外衰，午愁百感梦中催。民族隳落今为正，复兴大任在吾侪。”

王伯群时刻关注中日时局。他除大量阅读《日本法西斯运动》《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等书籍外，还广泛接触各方人士，了解日本国情军事动态。

1933年，王伯群听取部属傅式说转述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谈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他在日记中做了详细记述：

（一）日本于亲日亲美态度不明，十分焦虑，闻庐山会议当局，主亲美者二三人，亲日者无之，中立者最多数；

（二）果中国不切实与日本合作，则日本必设法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无统一之协定，盖恐中国统一后与日本为敌；

（三）因之闽省事件，日本不能说无关系，然亦不能说不助蒋；

（四）现在日本以援助中国之议业已停止，并反对欧美以经济援助，故如美棉麦借款，日本多方破坏之；

（五）庚款亦决定用作宣传日本文化于欧美之用，现已设有日本文化国际宣传委员会；

（六）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竭力促成黄郛之地位而利用之；

（七）上海市民以金钱购飞机名为国防之用，实则助长内乱，如言国防直当于儿戏耳，焉有国防计划日日在口上宣传耶；

（八）日本之急务，乃在与英美争海上霸权，绝非对中国。对中国早已绰有余力，不必再准备，然中国若亲美，则日本虽欲不侵略亦不可能矣云云。

又一天，王伯群与川桂滇驻沪代表邓汉祥、范崇实等谈论中日今后关系及走向，王伯群认为三四年后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其理由：

（一）因日本军人太骄横跋扈，非一战不能使日本国内四民安乐；

（二）日本决心与英美争海上霸权；

（三）日本对中国与世界已势成骑虎，只有积极备战，兵犹大也，不战将自焚，有此数者，逆料下次大战决不能免，中国邻近日本，三面在其包围之中，苟不亲日，一旦战事发生则先为刀下俎，亲日则甘为奴隶牛马。

王伯群表示，为图今后计，提出战略设想：“只有积极图自立自主，方能生活。欲图自主自立，首先要择国内地势优之西南数省合作建设作为根据。”

王伯群还寻找各种机会，接近日本上层人士，了解日本意图。1935年夏，王伯群以致谢先母弃养时亲来祭吊之厚意，在公馆亲自宴请老朋友、日本驻中国大使有吉明先生。席后，王伯群谓日本与中国应谋人民之亲善，但求两国政府当局接近利益。有吉明闻后，甚以为然。

在第一次与蒋百里深度晤谈后，王伯群对中日关系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但如何破解国家当前内忧外患之危局，他仍处于困惑之中。

为了弄清楚其中的秘辛和奥妙，一周之后的9月12日上午，王伯群决意再次往访蒋百里，听他分析日本最近情形。

此次对谈，蒋百里就日本政府态度、外交和军队做了详细的剖析和解答。

王伯群在笔记中，概括蒋百里的主要观点：

日本政府自六月天津驻日军官酒井高桥擅自行动，对吾国华北高级官吏胁迫交涉后，既感觉失体，故重臣会议以后，无论何处事件发生，须经过政府命令方得对外行动，故此时北方日本军人或不致有强横举动。

又谓广田外务大臣之生命至多只能维持到本年，政府不过内阁只管更变，而国策始终操一军人之手，不因内阁之更动而易也。

又谓海军对中国欲鲸吞，陆军对中国欲蚕食，海军联英成功则中国自然降服，陆军注重对俄，海军注重对英。对俄者谋以实力胜，对英者谋以策略胜，故海军与元老可合作，陆军与元老派不易合作。

此次在蒋宅的“隆中对”，蒋百里可谓“滔滔不绝如江河”。王伯群听到了不少未闻的内情，同时，他还听出另外一个弦外之音，即蒋百里渴望自己的策论能通达军政高层。也就是说，渴望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能鉴纳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这是蒋百里一直坚持对王伯群示好的第二个缘由。

蒋百里为什么通过王伯群，而不是直接晋见何应钦呢？

蒋百里乃一民间智囊和学者，要见到政府军政高层，谈何容易。而王伯群不一样，王伯群与何应钦关系也不一般。王伯群为同盟会元老，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尤其1915年以组织领导护国运动声名远播，震动海内外。何应钦为王伯群妹夫，是姻亲关系，且两人并肩革命近20年，在军政两界具有崇高的声望。

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王伯群愿意促成此事。他爽快允诺蒋百里，表示何应钦如来上海，必约会谈。

一天晚上，王伯群在阅读日文晚报时，见载《何应钦北上却起纠纷》一文。读罢全文，他敏锐感觉到这篇文章背后隐藏的危机。

早在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攻陷长城防线，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临危受命，接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续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1935年7月，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签订所谓的“何梅协定”，引发全国一片哗然。

何应钦若再次北上，无论于公还是于私来考量，这都让王伯群为何应钦的安全、声誉和未来深为担忧。

王伯群将原报纸快信给何应钦，并附函告蒋百里先生“于日本情形至熟，时局未来变化亦有研究”，建议何应钦访之一谈，作北上之参考。还谓蒋百里十日内赴南京，若北上缓行，也可在南京谈，如行期急则以来沪谈为妙。

几天后，王伯群接何应钦回信，言一时不欲北上，至与蒋百里君晤谈一层甚愿意，蒋百里如赴南京当可接谈。

在王伯群的安排下，蒋百里与何应钦终于在南京进行了一次晤谈。他们之间“午餐谈且食至三时方散”。

何蒋晤谈，在一定程度上，对何应钦更深一步把握中日局势，起到了一定的智囊作用，也让蒋百里了解军政高层的决策和意图。不久，蒋百里出版《国防论》，实现其个人从幕僚客卿到军事战略家的角色转变。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