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1号”水下状况图。

资料照片

杨林（右一）带队到贵州平塘县考古调查。

上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部分学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门合影，其中前排右一为杨林。

人物小传

杨林：1957年出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原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他主持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遥感技术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研究”等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课题，为填补我国在水下考古和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方面的空白，作出了贡献。

6月初，受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委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综合考古部原主任杨林，以专家组组长身份，到浙江、安徽、江西、云南和湖南等地调研。一路走过，杨林关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线路遗产以及文旅融合、革命文物保护传承等课题……忙碌的行程，对已然退休的杨林而言，早已习惯。

一辈子钟情考古，涉足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闲不住的杨林被同行称为“海陆空”三栖队员。“在考古国家队里，我潜过水、上过天，可能是走过地方最多的人。”杨林笑着说。

“考古只有去到现场、亲身参与，才能知道其中奥妙”

一路大步流星，杨林从国家博物馆大门走进他的办公室。书柜、书桌、小推车甚至地上，室内目之所及都是书。

“这些是我们在南海水下考古调查、元上都航空摄影考古的成果，还有在新疆遥感考古勘探的资料！”杨林一边说，一边转身从书柜里抽出书和资料。这些在外人看来杂乱无章的资料，在杨林心里却井井有条，信手拈来。“所有的古代遗迹都和现代社会有着密切联系，科学地把历史遗迹与它当时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形态、古代文献等联系起来观察，就会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杨林说。

在不少人眼中，考古学要么深不可测，要么枯燥无趣，可杨林却怀有特殊的热爱。杨林解释，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我祖籍是河北行唐平山一带。小时候，大人们就告诉我，中山靖王的中山国就是我们那儿。”

1968年，当时的科研工作者在河北满城发现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这一发现，让在读小学的杨林对考古有了初步印象：原来，文学著作上描写的人物和事件，现实中真的存在并正在不断被后人发现……

几年后，一个比满城汉墓还早几百年的墓葬——战国中山国王厝墓在河北灵寿被发现。“墓中出土的青铜大鼎、方壶、圆壶被称为中山三器，那些山字形铜器、错金银瑞兽和独特的中山国文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谈起考古发现，杨林如数家珍。他回忆道，“那时候我上初中，和几个同学一起去故宫看出土文物展。看了之后很有感触，原来考古是一门妙不可言的学问。”

1978年，杨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这里，他遇到了他追随一生的导师——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此后，从田野考古到科技考古，从水下考古到遥感考古，杨林跟随俞伟超先生一起，与中国考古事业一路前行。

黔桂古驿道考察、古都上空航拍、闽东小镇潜水勘探……“即便现在退休了，一年中还是有将近一半时间在考古现场。”杨林说，“考古只有去到现场、亲身参与，才能知道其中奥妙。现在科技水平越来越发达，许多重大科研成果问世，我想趁身体还跑得动，尽量多去实地考察。”

“现在条件好多了，科技发展为考古插上了翅膀”

1986年，佳士德拍卖行，大量中国瓷器公开拍卖。当时在国家文物局负责涉外考古的杨林受命处理此事。

调查发现，这批文物来自明清时期沉没的一艘古代商船，由英国人哈彻打捞并拍卖。“当务之急是维权。”杨林回忆当时情景：“国际海洋公约规定，国际海域发现的无主文物，文物的产地国有权追索。”

这次维权之路让人们认识到水下考古的重要性，水下考古工作随即开展。1987年6月，杨林与同事受命赶赴荷兰，系统接受了潜水、水下文物保护、水下考古发掘等基本技能训练，成为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1991年，为探寻“南海1号”沉船遗址，杨林第一次下海实战。“刚开始几天，海上风特别大，很多人晕船呕吐。”等海面稍稍平静下来，杨林就抓住机会潜下水。在20多米深的远海，洋流力量很强，能见度几乎为零，杨林只能凭感觉、靠手摸……

“说实话，有点紧张，也有点兴奋。”杨林表示。在水下考古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阶段性进展时，另一项任务摆在杨林面前。1996年，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亲点杨林，请他参与创建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

“当你从空中俯瞰地面上的古代遗迹，那种感受非常奇特。平时在地面上看来毫无章法或根本看不出来的遗迹，高空中居然能看得那样真切。”杨林介绍：遥感探测仪器能搜集到许多肉眼看不到的高光谱、激光雷达、热红外、微波等射线信息，大大提高考古人员识别地物特性的能力。

1997年元上都的航空摄影勘察，是杨林第一次、也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独立开展的航空摄影考古。

“那时候设备简陋，飞机窗口很小，只能打开舱门拍摄。冷风不断灌进来，人只能靠在栏杆边系着安全带，探出身子拍照。”杨林说：“现在条件好多了，有自动航拍仪、卫星图片、激光扫描等设备和技术帮助。在热带雨林，利用激光可以将植被下的遗迹一览无余地记录下来；在沙漠，利用雷达可以让埋在沙子底下的遗迹显露出来。科技发展为考古插上了翅膀。”

“让更多的考古成果，成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资源”

“在大约5000年前，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许多原始部落，满天星斗一般；在5000年后，出现的则是一派花团锦簇的景象。”在一次讲座上，杨林向大家讲述。

杨林的演讲内容展现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部分研究结果。“我们希望建立有确切历史证据和考古证据的中国考古学编年史，来补充我们文献记载的不足。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确实在5000年前就已产生。”

如今，考古被赋予了更多使命：既为发掘复原历史，也为更好保护传承历史。“拉近公众与考古的距离，让更多的考古成果成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资源，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人努力。”作为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的一员，杨林这样想，也这样做。退休后，他每年都会主讲几场公益讲座，用平实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向大众传播考古知识。他还将讲座录制成科普音频，放在公共平台上与网友共享。

此外，杨林近年来还在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研究、考古探险等领域开展工作。“这几年，我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文化线路方面，因为这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是人类文明互通互鉴的产物。比如，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蜀道、秦直道、万里茶道，等等。”

说到这，杨林有些兴奋：“文化线路不仅具有考古价值，还具有遗产价值。一旦列入遗产名录，就可以保护大量的沿线遗址文物，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积累更多资源。”

“用一生时间来做一件事，这是我的追求。”谈及将来的打算，杨林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但愿能和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一起，尽自己的能力，多为考古事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来源：人民日报